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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48期）

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2016年9月7日

●            详解江苏首部“两法衔接”规范性文件

●            山西各级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有了新规定

●            曝光“信访问责”典型案例推动务实为民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注重精准

详解江苏首部“两法衔接”规范性文件

为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日前，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决定》。

作为江苏省首部地市级“两法衔接”规范性文件,决定规范了案件移送这一核心内容,针对实践中移送案件受理部门混乱、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等问题,将涉嫌犯罪案件与涉嫌犯罪线索的移送加以区分,确立了“检察机关、人民政府、人大常委会”三重监督模式,以此确保“两法衔接”的无缝对接。

制订“两法衔接”规范性文件的背景

当前,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法律规定不明确,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和监督制约,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交刑事案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某些行政执法部门从狭隘的地方主义或部门利益出发,对某些刑事案件作降格处理,以罚代刑。

2014年,在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徐州市委政法委将“两法衔接”这项机制列入当年徐州重点工作部署推进,逐步构建起“市委政法委牵头,市检察院具体推进,纪检法制监督保障,各行政执法机关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为解决对行政执法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缺乏信息来源这一难题,徐州市检察院自主研发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对食药监、环保、卫生、盐务等重点行政执法领域的全覆盖。截至今年5月,信息共享平台已接入成员单位247家,录入案件6190件,其中移送公安机关侦查698件,重大行政处罚案件5492件,检察机关监督立案36件。但是,由于相关制度没有上升到地方规范性文件的高度,在运行中欠缺刚性,约束力不足。

抓住两个移送和受理两个关键环节

针对实践中移送案件受理部门混乱、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等问题,决定分别从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和受理两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在移送方面,决定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移送,同时将案件移送书及有关材料目录抄送人民检察院。对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相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意见等有关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明确专门机构负责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明确专门机构负责受理。

在受理方面,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出具受理回执。公安机关受理后认为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及时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受理的案件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将案卷材料退回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并书面说明理由。立案与否,都必须抄送人民检察院。

为便于实践操作,决定还将涉嫌犯罪案件与涉嫌犯罪线索的移送加以区分。在涉嫌犯罪线索的移送方面,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如果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渎职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违法犯罪线索,应当根据案件性质,分别向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移送。接收机关应当依法处理,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

信息共享确立三重监督模式

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相互沟通渠道不畅,在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执法体制下,各行政执法部门通常是各司其职,缺少相互沟通的渠道,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两法衔接”不畅。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在信息共享方面作出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监察机关、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两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通报工作情况,解决突出问题,完善工作机制。

为确保“两法衔接”实现无缝对接,决定还确立了“检察机关、人民政府、人大常委会”三重监督模式。在检察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发现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行政执法机关提出的立案监督建议,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受理、审查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在政府监督方面,人民政府应当对行政执法机关开展“两法衔接”工作进行检查考核。人大监督方面,“一府两院”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两法衔接”工作。徐州在全省率先出台决定,用制度规范行为,对深入推进全市‘两法衔接’工作,也为市人大常委会监督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提供了一个有效支点。市、县(市)区两级人大常委会将及时检查决定执行情况,推动‘两法衔接’工作再上新台阶。

（摘自《法制日报》马超  文）

山西各级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有了新规定

日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办法》（简称《办法》）。

《办法》对监督司法工作的程序、方式、内容等进行了细化规定。有8方面特点：一是明确了监督司法工作的主体，即“常务委员会决定监督司法工作的重大事项”“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处理监督司法重要日常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监督司法工作”；二是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重点，共有12个方面；三是建立了监督司法工作机构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四是建立了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履职报告制度；五是根据有关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结合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实践，建立了代表旁听庭审制度；六是完善了公民、法人对于案件的申诉及对司法工作人员控告和检举的处理程序；七是建立了司法专业代表小组制度；八是建立了法律专家咨询小组制度。

                     （摘自《光明网》刘宇  文）

曝光“信访问责”典型案例推动务实为民

近日，国家信访局向社会公开曝光了5起信访事项督查问责案例。案件集中反映了多个省市存在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领域的问题，29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长久以来，人们往往谈“信访”而色变。许多人由“信访”，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和人的尖锐矛盾、官与民的激烈对抗，甚至认为信访是“人治”而非“法治”。这一方面与信访所解决的问题本身千头万绪、利益关系复杂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信访工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善、过程和结果公开不到位、效率低下造成的。而此次国家信访局公开曝光5起案例，恰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益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舆论效果。

首先，曝光典型案例有助于加强信访工作的公开度透明度，便于群众监督信访工作的开展落实情况。阳光不仅是最好的防腐剂，更是增进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理解、提升信任的最有效途径。通过5起案例，老百姓看到信访部门并不是空壳子，不是花架子，为解决问题“也是蛮拼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其次，曝光典型案例、实现公开透明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在于借此倒逼相关责任人着手解决问题，明确各方责任，杜绝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轻则劝勉谈话，重则纪委调查，5起案例无一例外，突出了对结果的重视、对过失的追查。同时，以这些信访案例为标杆，也为解决相同类型的纠纷和矛盾树立规范、形成依据、明确标准，有助于更高效、更快速地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一套完善的信访事项督察督办落实机制。

最后，曝光典型案例有助于在实质上化解矛盾，令老百姓打心眼里满意，同时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教育信访群众依法、合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建议。借助典型案例，能够实现以案释法、以案说理、以案诉情的最佳效果。正所谓法越讲越通，理越辩越明。曝光的典型案例的背后，宣扬了只有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的方式，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曝光信访事项督查问责案例是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创新和完善，进而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构建“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的总体要求，为新时期开展信访督查督办工作提供了指引和方向。只有坚持公开透明、责任明确、依法依规的原则，才能真正发挥信访工作的社会功能，维护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摘自《人民网》彭飞  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注重精准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如何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罗亮权委员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注重精准。“三去一降一补”要处理好，调动好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条条和块块多个方面的积极性，多管齐下，使其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以去产能为例，针对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定位精准、目标精准、措施精准，防止一哄而起，导致该去的不去，僵尸企业没有死，而较为健康的企业反而被关掉。对于技术落后、污染环境、资不抵债的企业，该“断奶”的要“断奶”。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帮助国有企业对失去工作的群体寻求新工作，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彭森委员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认为，去产能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但目前去产能比较多的还偏重于用行政的办法，一旦市场的价格出现波动，就会给去产能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李盛霖委员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也有很多短板，尤其是供给质量和结构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关键是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释放市场活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特别是各级干部、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合理引导各方预期，形成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合力。

列席常委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甘道明建议，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由国家层面研究出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路径，合理引导市场主体预期。在推动“三去一降一补”重点改革任务的同时，从创新体制机制的角度，指导地方找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着力点，研究解决地方推进改革中带有典型性的困难和问题，凝聚改革合力，确保重点领域改革整体协调推进。 

              （摘自《人民日报》王比学  文）